1921年7月，上海是異常的熱。
這一年的熱，更是全球性的。
消息報導：美國“全境氣候炎熱”，“受暑死者頗多”；“巴黎蔭處之溫度，且超過九十一華氏度”；“倫敦蔭處溫度高至九十華氏度”。
滬上溫度之高，足以曬化馬路上的柏油，為確保車輛通行，在馬路上，又都鋪上了一層薄沙。
花燈初上，法租界望志路的弄堂里，早己煙霧繚繞，香氣彌漫，在搭起的灶臺上，人們開始烹煮煎炸，準備起晚餐了。
在這里，不用看，聞味，就能知道誰家吃什么。
同住在一個屋檐下，房挨著房，屋對著屋，人們三三兩兩的湊在一起，吃飯、喝茶、乘涼，聊天，猶如一家人。
男人們裸露著上身，女人們穿著短袖短褲，孩子們跑進跑出，弄堂，就像一個和諧的大雜院。
在弄堂里，不僅住人，還有開小吃店的，賣東西做買賣的，開銀行的，應有盡有。
整個弄堂里，光線雖然昏暗，但人們的聊天聲、做買賣的吆喝聲，斗蛐蛐的叫喊聲，接連不斷，比白天都熱鬧。
在一個餛飩攤，張魁進、耿德勝、吳幼斌三人和陳先生正坐在一張小桌子邊，一邊吃著餛飩，一邊聽陳先生說話。
自西人把陳先生救出后，為了躲避駱三刀的追殺，陳先生帶著魁進暫住進法租界的這條石庫門弄堂里。
陳先生見西人都是一副俠義心腸，個個懷有濟世報國之心，便不時的與西人講一些有關國家民族的話題。
西人對陳先生講的話題有許多可謂是事聞所未聞，聽得津津有味。
一到晚上，便湊在這弄堂里，聽陳先生講述那些發生在俄國、法國、日本等外洋的新鮮事。
幾人雖然似懂非懂，但憑首覺，覺得這個陳先生要干的肯定是大事，從心底，既佩服又擔憂。
一日，陳先生告訴西人，有幾個朋友要來商量點事，擔心被租界的巡警打擾，想請西人做幾天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