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57年1月20日，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內，鎏金燭臺將《大唐國計民生圖》照得通明。童浩林指尖劃過輿圖上跳動的夜光數字，戶部尚書展開的竹簡上，“3569萬億唐元”的字樣在燭火下熠熠生輝。殿外瑞雪紛飛，卻掩不住殿內群臣眼中的熾熱——這不僅是一串數字，更是大唐盛世的生動注腳。
“安西都護府鄉村人均收入達1800唐元！”蘇婉婷展開西域傳來的羊皮卷，上面用雙語記載著農戶的收支明細，“自開通‘絲路高鐵’，和田的玉石、龜茲的毛毯三日可達長安，百姓收入翻了兩番。”她指向輿圖上蜿蜒的鐵軌，墨色線條穿過戈壁，宛如巨龍橫臥。武媚娘則調出安東都護府的檔案：“高句麗舊地推行‘屯田新政’，國營農莊搭配墨家新式農具，人均收入與中原持平！”
童浩林望向殿外，青銅鑄造的“報時渾天儀”正緩緩轉動。八百里加急送來的密報顯示，揚州造船廠內，。